jacky

　　劉仁文
　　假如你是一個領導者，
　　請耐心傾聽申訴者的申訴;如果他要吐露心中委屈，請不要加以阻擋。
　　可憐的人期待勝訴，
　　更渴望向你傾訴衷腸。申訴一旦受阻，
　　人們便會追問:“為何你會冷若冰霜?”
　　不是所有申訴都會成功，
　　但好的聽審能撫平他心裡的哀傷。
　　這首誕生於數千年前古埃及的詩歌，道出了傾聽的重要。陳瑞華教授從該詩中推導出，在走向程序正義的道路上，給予當事人以聽審的機會，是實現司法公正的第一步。確實如此，不光是司法公正需要以相關當事人獲得聽審的機會為前提，傾聽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，因為“希望受到尊重”是人類的本能。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充當“吸塵器”，耐心地傾聽被害人的傾訴和被告人的懺悔。我在國外接觸到的一些被害人援助組織，有時他們的工作就是做一個傾聽者，讓被害人的心理得到某種舒緩。
　　我曾經寫過一篇《善辯的律師與善聽的法官》，裡面提到一位中國律師談到為死刑犯辯護的苦惱:“如果律師在法庭上說太多，法官常常會不耐煩”，同時介紹了巴丹戴爾在其《為廢除而戰》一書中所詳細描述的一個案例，該案被告人本已被“新聞媒體私刑處死”，但在多位證人出庭作證等“冗長”的審理程序後，被告人最後免於一死(當時法國還沒有廢除死刑)。我在該文的結尾寫道:巴丹戴爾固然高明，但若是法庭拒絕他那些證人出庭，或者對他的發言充耳不聞，而不是“全神貫註地聽著”，他又能怎樣?
　　《聖經》明確要求法官要“既聽取隆著者也聽取卑微者”，現代法治國家正是按照這一理念來設置法庭的“控辯平等”，法官必須兼聽則明，且不偏不倚。不過，這種司法裁判文化在我國還有一個完善的過程。蕭乾在《一個中國記者看二戰》一書中曾經披露，他對於紐倫堡審理納粹戰犯的某些程序“想不通”，法官“好像在表演耐性”，對那幫罪行纍纍的納粹罪犯，“何以還准許他們當庭大放厥詞，甚至還為他們請來律師辯護”?直到後來“反右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被剝奪說話的機會而被錯誤定罪，他才深刻體會到“聽一聽被告當眾替自己申訴的必要”。今天的司法現狀雖然較之過去有很大改進，但我們的法官是否真正做到了對“隆著者”和“卑微者”平等相待了呢?坦率地講，應當還沒有。我在國外多次旁聽過法庭開庭，被告人不會穿著囚服(有違無罪推定)，遠離律師(國外法庭中被告人一定是與律師坐在一起的，便於一起商量辯護對策)，甚至圈在圍欄里(與其說是一種訴訟參與主體，不如說是一種審判客體)，從司法說開去，傾聽其實對於任何一個人而言都是一種美德，對於各行各業的領導者，則更是一項基本功。“我們花了兩年學會說話，卻要花上六十年來學會閉嘴。大多數時候，我們說的越多，矛盾也越多。在溝通中，大多數人總是急於表達自己，一吐為快，卻一點也不懂對方。”海明威如是說。更有醫學專家拉爾夫·拉夫頓指出，有的人有時就是基於一種莫名的情緒，需要找一個信得過的朋友或者領導傾吐一下，這時候他只需要你靜靜地傾聽，否則，“當我請你聽我說的時候，你卻開始向我提你的建議;當我請你聽我說的時候，你卻開始告訴我為什麼我不應該這麼想;當我請你聽我說的時候，你卻認為應該想辦法解決我的問題……你真的很讓我失望。”
　　馬英九在前不久國民黨“九合一”選舉受挫、宣佈辭去國民黨主席以對此負責時，沉痛地告誡國民黨:“這次選舉的結果提醒我們，掌握權力，就必須謙卑傾聽。”又是強調傾聽，而且還要謙卑。一個執政黨如果不俯下身子，謙恭地聽取民意，那它遲早也會被民意所拋棄。
　　伽達默爾把傾聽發展成為一種哲學，他認為，人們必須在相互交流中為互相理解而相互傾聽，這不僅適用於人與人之間，而且適用於民族與民族之間、國家與國家之間。面對今日世界之亂象，讓我們記住這位哲學家的話:人類必須學會傾聽，去細細地聽，以免忽略輕微聲音的價值……在傾聽那裡，我們總還有什麼東西是可學的。
　　(劉艷/漫畫)　　（原標題：論傾聽）